专题报告
当前中澳关系的问题根源及推动双边合作的对策
作者:丁工

  2018年1月12日,在一篇《澳大利亚人报》刊登的文章中,作者援引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国际发展和太平洋事务部长康斯塔·费拉万蒂-韦尔斯的话说,中国给予太平洋岛国“条件苛刻”的贷款,在这些国家修建了一些“无用的建筑”和“不知通向哪里的道路”。此言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萨摩亚总理更是站出来直接“怒怼”澳部长言论。事实上,近年澳大利亚各界一再出现不负责任、罔顾事实、蓄意抹黑中国的言论,给两国之间正常友好的双边关系带来较大负面影响。那么澳方近期为什么会频繁出现攻击中国的舆论和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中国又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呢?

  一、 原因分析

  近年来,澳大利亚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感到困惑,不知如何自处,再加上盟友美国外交政策调整,澳大利亚焦虑日深,并导致澳外交政策混乱。澳大利亚虽然整体认同中国是一支日益崛起的重要建设性力量,但保留、疑虑、纠结的成分偏多。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持有更多不客观、不理性的倾向。
  第一,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已进入“痛并快乐着”的“新常态”阶段。
  伴随综合实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国家利益自然延伸致使澳大利亚不可避免地进入中国周边范畴的境域之中。中国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上升,日益铺展波及到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导致澳方主流认知形态和思想意识对中国发展的看法颇为复杂纠结。一方面,澳方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各领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极为认同,也深刻体会和感受到中国强大对澳大利亚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快速的发展是保障澳大利亚经济十多年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助推澳大利亚未来发展的必要引擎和动力。澳方各界别、各阶层事实上基本形成共识,那就是中国发展总体对本国有利,澳大利亚需要加强与中国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传统西方社会、白人世界的成员,澳大利亚面对有色人种和东方文明始终怀有种族优越感和文化自豪感。此种思维惯性、固有偏见和心理因素决定澳大利亚整个社会,真面中国崛起发展带来观感体验和内心深处的冲击震撼时,受自尊心、嫉妒心的刺激和驱使会自然滋生强烈的失落感和抵触、排斥情绪。随着中国出境游、留学以及对外交流力度加大,有越来越多“黄面孔”的人出现在澳大利亚各城市街头,有越来越多中国元素进入澳主流社会圈层,这使澳方无法再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来看待中国,从而一定程度上诱发国内种族歧视频现、排外情绪上升、右翼激进势力抬头。近期,一再出现澳安全部门炒作中国借助华人社团搞“意识形态”渗透,个别情报机构高官甚至污蔑中国留学生是“间谍”的现象,便是澳方“偏激”思想的直观反应和真实写照。因此,澳大利亚这种复杂纠结的心态,决定在处理中澳关系和看待中国发展问题上,呈现出“欲说还羞、欲拒还留”“内心在意、外表矜持”的矛盾政策,既“笑脸”相迎中国发展给其带来的经济红利,又“冷眼”相向中国发展附带的影响上升。

  第二,澳大利亚尚未统筹、协调好“中等强国”外交和“澳美同盟”的关系。
  澳大利亚一直以中等强国身份为立国之基,并且自2013年9月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澳大利亚5国组成)成立后,澳大利亚更加明确开展中等强国外交。作为中等强国澳大利亚不希望成为美国附庸,更不会屈从大国意志的任意摆布,而是寻求较强外交的独立性和自主度,能够在局部领域和议题上发出自己响亮声音。但同时澳大利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国家安全利益妥协退让来换取美国保护的需求,特别是美方的强势地位又使双方互补性和竞争性并存的特性严重折损。因此,一方面中等强国外交要求澳大利亚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时保持较大的活动自由度和灵活性,另一方面与美国同盟的关系作为澳大利亚安全政策的基石,又对澳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行动构成一定的制约、束缚,导致澳大利亚需要处理在摆脱地区安全体系的挟制和参与全球治理活动的协同平衡问题。以南海问题为例,当前南海局势趋向“降温”,越南、菲律宾等相关争端方态度转为温和,而澳大利亚却多次跳出来指责中国南海政策以“呼应”美国,甚至还以捍卫“航行自由”的名义派出军舰远赴南海争议区域巡航,成为除美国外唯一以军事力量搅和南海问题的域外国家。出访期间我方对此提出严重异议,澳方人士则多次表示澳大利亚海军巡航南海背后有美国因素。

  二、 对策建议
 
  第一,遵循“抓大放小、守住底线、区别对待”的思路方针应对中澳关系的新常态。
  应该看到,当前中澳关系“波折中向前发展”的主线没有变,两国交往中出现的摩擦、不快并未影响友好合作的大局。同时,澳大利亚对中国发展产生的矛盾纠结心态,尽管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但那也只是阶段性、暂时性的必经过程。相信中国继续按照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针开展对外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澳大利亚终将会用平和自然的心态接受中国的发展崛起。而在中国身处“将起未起、将强未强”的特殊时期,中澳关系进入矛盾摩擦与友好合作交织并存的“新常态”阶段,中国处理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应该继续抓住友好合作的主题,在涉及国家重大或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守原则底线,而在其他局部议题上采取适度权衡取舍的灵活策略。

  第二,发挥澳大利亚的桥梁纽带作用,联合其他南太岛国开展“三方”合作。
  从地缘格局和人文政治的角度来说,南太平洋地区基本形成以澳大利亚为独立大陆型体系和以新西兰及其他小岛国为海洋岛国型体系,两大地理单元并存的地缘结构格局。从社会发展程度和经济水平看,南太地区又形成澳、新2个发达国家和其他14个发展中国家共处的状态。这种区域构造和历史关联使澳、新两国视南太地区岛国为利益攸关区,对其他域外国家介入抱持警惕的态度。南太平洋诸国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和推进亚太区域合作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经略周边的关键方向。因此,与南太地区国家各领域的正常交流往来,日益成为影响中国周边战略利益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南太地区合作还将进一步深化。由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与南太岛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中国在开展同岛国合作时也需要考虑两国的关切。

  近年,澳大利亚财政状况恶化,国际发展和对外援助金额被大幅削减,对太平洋岛国的投入大不如前。而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强劲增长,令习惯于将南太视为自家后院的澳大利亚滋生嫉妒和疑虑。事实上,澳大利亚部分人士认为中国对岛国进行发展援助时,可以与两国相关部门进行事先沟通,这样可以避免出现“同质竞争”、“重复建设”的情况。客观而言,上述澳大利亚部分人士的观点看法虽然略带偏颇,但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中国可以考虑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以澳、新为桥梁纽带,发挥两国在同南太岛国合作中的传统影响和固有优势,共同联合开展与“第三方”合作。

  第三,尝试探索同澳大利亚加强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途径。
  当前,“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领地”基本被多国反恐联军清除,“伊斯兰国”采取“蛙跳战术”进行洲际和全球扩张,对欧美等外围国家谋划实施更多恐袭圣战,意图达到“失地而不失势”的效果。以“伊斯兰国”为代表恐怖主义的蔓延外溢,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之前具有较强恐袭“免疫力”的国家和地区,面临暴恐威胁的压力上升。事实上,澳大利亚近年来已经多次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并且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遭遇“伊斯兰国”恐袭攻击的潜在风险日益增加。由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正面战场遭遇重大挫折,该极端组织积极调整战略布局,开始锁定“隐蔽战线”作为借势发力的全新方向,逐渐尝试向化整为零、藏兵于民的“地下化”、“独狼式”作战方式转变。既事先通过网络视频等社交媒体四处征兵、招募实战人员,再安置骨干分子伺机潜伏“目标国”,最后以团伙策划与单个作案交叠穿插的方式实施恐怖袭击,从而令“受袭国”安保机构和警卫部门无从下手、防不胜防。
  当前,悉尼、布里斯班等澳国主要大城市已经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群体,甚至形成部分相对独立的穆斯林社区,这种社会形态为极端思想的本土化“嫁接”提供了孕育环境。据有关方面的信息反映,澳方安全机构虽然加强对特定重点人群的监控力度,但仍然对可能出现的“暴恐”事件非常担忧。中国当前也面临日益严峻的“反恐防暴”问题,因此中国可以加强与澳大利亚等国在反恐领域的安全执法、情报交流合作。
  一方面,与澳大利亚开展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相比军事防务合作的敏感性更小。另一方面,相比而言中国由于长期遭受“东突”等恐怖势力的袭扰,在预防、应对恐怖威胁和打击暴恐团伙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实战能力。中国在反恐处突领域积累的经验措施,能够帮助澳大利亚这个反恐能力相对薄弱的国家,迅速提高维护国内安全的整体水平,也有助于提升和增进中国与上述两国感情和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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