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
“新型大国关系与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作者:(2014年第3期)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新型大国关系与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研讨会于201312月27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京内外专家学者2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围绕着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及中国周边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主要观点如下:
  一、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关于大国关系与周边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张蕴岭指出,在中国外交战略设计中,大国关系是关键,周边是首要,但周边关系与大国关系密不可分,因为中国周边有中、俄、印、日四个大国做邻居,美国的势力的存在和影响也无时不在。冷战结束以后,我们提出来构建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是一般定位,现在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是特殊定位。新型大国关系首要的是和美国的关系,即一个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如何构建一种不对抗,相互尊重,推进合作的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面临挑战,主要涉及利益如何对接,关系如何建立,目标如何确定等。周边关系也不能紧盯住大国关系,要在与近邻中小国家关系上多下功夫,增加共识,共建利益和信任基础。
  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联部赵明昊博士认为,从政策优先目标,从紧迫性、重要性,从外交资源分配的因素限制这个角度看,新型大国关系的经营应该是中国外交的主要着力点。一种理想状态就是新型大国关系与新型周边关系及更加积极的多边外交能够形成良性的互动。中美开始谈论新型大国关系,原因主要是:双方实力日趋接近;政治分歧明显;经贸关系紧密;不确定因素对双方关系造成影响;中美在亚洲竞争态势突出,还有网络安全等新型冲突凸显。未来三年可能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推动中美实现在亚太地区良性互动的关键期。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钟飞腾认为,过去大国国际关系建立在国家的人均GDP和经济总量发展大体一致基础上。但中国人均收入很低,总量已经到世界第二。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没有的。当人均收入和GDP总量分离的时候对国家对外政策会产生复杂影响。历史上人均收入差距快速缩小的大国非常容易产生摩擦,比如20世纪后期的美日,19世纪后期的英德关系。中国目前制定的政策只是着眼于所在的区域,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在中国发展水平接近美国之前,双方可以致力于构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走向合作性的新型大国关系也并无不可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师小芹副研究员认为,战略碰撞是特殊的双边互动,它受到军事因素的影响,但还没有发展到冲突和战争的程度,它会不时地发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建立,首先就看能否控制战略碰撞。战略碰撞的发生受五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国际格局的结构性的限制,特别是双方力量接近的速度快慢;二是地缘政治利益区是否重叠。特别是在亚太,中美相互让步是很少的。地缘政治利益仍然是中美关系中很重要的因素;三是相互依存和应对共同挑战能否转化成共同利益;四是是否存在战略克制和良性的战略互动;五是第三方因素,例如过去的朝鲜战争和现在的钓鱼岛问题。中美战略碰撞可能在四种情况下:一是卷入性碰撞;二是意外碰撞;三是试探性碰撞;四是预防性碰撞。中美战略性碰撞最有可能的空间就是在中国所处的海洋区域,大陆周边,包括朝鲜半岛。她认为,要想规避碰撞或是减小碰撞烈度,一是要把中美的共同利益绑定,二是对第三方实行建设性的管控,在中国、美国和第三方之间建立一种“消极稳定”。各方保持一种最基本的稳定状态,有助于减少中美走向冲突和摩擦的可能。
  二、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新变化
  关于中国的周边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洁认为,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主要有两种力量驱动,一方面是美国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导致复杂的关系与力量重组;另一方面来自中国自己,即中国的主动性在增强,更加突出周边在整个外交全局中的地位。中国周边环境处于复杂的转型期,一些常态化的热点问题,包括朝鲜半岛问题,钓鱼岛争端和南海问题仍然非常突出。但总体形势稳定可控。
  关于中亚地区形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李自国研究员认为,中亚各国在经历政治转型后的政治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与中国的关系发展迅速。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后,中亚各方对中国的期待上升了,但中亚国家并不想与中国搞自贸区,因为担心市场被中国垄断。值得注意的是,中亚地区伊斯兰化加剧,极端势力以各种新的形式出现,各国无法形成打击合力。中亚和新疆伊斯兰化势力相连接。李自国研究员指出,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动作越来越多,中方和俄罗斯的协调难度在加大。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研究所副所长范丽君也认为,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触及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一体化以及它的“欧亚联盟”构想相冲突。
  关于中东局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唐志超研究员认为,从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从中东一再战略收缩,中东进入了一个“后美国时代”。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方面的资源投入越来越少。美国在中东事务上发挥领导作用、进行军事干预的意愿和能力大大下降,战略收缩削弱了其在地区的影响力,动摇了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给中东地区带来了权力真空,打破了地区的力量平衡,加速了地区的动荡。但是,美国完全撤离中东是不可能的,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削弱,但不是说它的主导地位已不存在。
  关于南亚局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吴兆礼博士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比较平稳,但印度的选举结果值得注意,若人民党上台执政,对外政策可能会有变化。孟加拉大选后若民主党执政,对外关系也会发生变化。美、日、澳大利亚等国试图与印度建立更紧密的合作机制,走势如何,要看印度大选后执政党的政策。张蕴岭主任认为,中国与南亚地区关系的关键在于中国和印度的战略协调,但与南亚地区的关系不能仅以中印为中心,要特别重视和加强与其他南亚国家,如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的关系,他们有摆脱印度控制的意愿,要求和中国发展关系。
  关于东南亚局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及东南亚大洋洲研究所宋清润博士认为,中南半岛局势的新变化值得重视。缅甸突出的问题是2015 年大选,修宪危机和大选危机可能会导致缅甸民主化的“死局”。西方压力也会加大,军方会不会强力干扰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柬埔寨的洪森强人政治受到反对党救国党的剧烈冲击。泰国再度处于“民主之乱”。朝野纷争已经难以在现有民主框架之下解决。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遭遇西方化的压力增大,越南国内要求实现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呼声高涨。中南半岛的民主化进程迅速推进,部分国家的民众“向西看”,加上西方在东南半岛的全面渗透干预,产生一种共振效应,这种效应的叠加加上中南半岛国家对中国崛起引发的战略疑虑,使中国在西南的安全环境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
  三、中国周边的主要热点问题
  关于日本政治与中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吕耀东研究员指出,安倍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有比较大的变化。安倍政府出台“海洋经济计划”,特别强调对钓鱼岛等西南诸岛的防卫要加强,由于日本强化在钓鱼岛周边防卫力度,中日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增大。
  安倍政府希望在日美同盟关系中建构一种对等的关系,通过这种对等关系可以提升日本在同盟内部的地位,藉此进一步实现其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目的。如果日美同盟内部形成对等,美国对日本的掌控也会下降。日本为了反制中国,正在推行重点为东南亚的战略性外交。安倍想通过这种战略性外交来离间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但这难以被东盟国家认同。日本渲染中国威胁论还不会罢休。对于安倍而言,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才能为其增加军力和修宪做铺垫,各种迹象表明,2014年中日关系还会进一步恶化下去。
  关于南海问题,中国军事科学院刘琳副研究员认为,2013 年南海局势总体上比较平稳,各国间对抗的强度有所减弱,对话与合作的积极面上升,但矛盾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声索国在南海的侵权活动更加突出,南海问题国际化、司法化的趋势明显,法理斗争在上升。菲律宾2013年1月份就南海问题对中方提出国际仲裁诉讼,如果国际法庭对中国作出了不利的判决,可能使中国在国际舆论斗争中陷于被动,九段线主张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而且还会造成连锁反应,如果菲律宾胜诉,越南等国可能也会诉诸国际法庭。她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存在多个重要的考验点,南海是其中之一。美国认为,南中国海将是决定美国在亚太地区领导权的“战略风向标”。美国重视“印- 太战略”,而南海则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枢纽。九段线已经成为南海法理斗争的焦点问题。中国需要考虑在必要的时候澄清九段线的法律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杨丹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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